反抗独裁的第一要义，就是去创造自己的空间

在极权统治下，女性们聚在客厅一起阅读

本期放学以后信号塔由莫不谷轮值，请务必不要将本期newsletter分享到任何简中互联网的平台和群聊。倘若你也曾经或者正在经历政治性抑郁，希望这篇文章能给你带来一些出口。

在这几年的困顿和煎熬中，我曾试图去俄罗斯文学中寻找答案，从苏联如何解体中寻找缓释政治性抑郁的安慰剂（结果解体后的残骸俄罗斯今年还是可以大规模作恶）。从日本的，韩国的女性主义作品中找到东亚女性命运共同体的共鸣，从欧美女权运动中想要看到我们可以抵达的前路。但是我从来没有想到过伊朗，因为它离我们过于遥远。它没有像俄罗斯一样享誉世界的文学，也没有和我们同根同源的东亚儒斯林文化圈，也不像欧美文化广泛流行，它的处境，我的无知，共同构成了一种盲区。

直到前段时间，伊朗的女性走上街头反抗，我才发现，和我，和我们，面临着一样的极权和父权男权多重压迫的，恰恰是伊朗女性。俄罗斯文学是对极权的控诉，但是却是由男性发出的；日本和韩国无论怎么说人都还有选举权，有集会游行示威的自由，极权并不是悬在她们头上的利剑，甚至连韩国的偶像剧都可以他们最著名的学生反抗运动（光州事件）为主题，欧美则更是如此。可能唯有伊朗的女性，遭受的压迫包含我们，却同时比我们更深。当然朝鲜的女性，可能也是如此，只是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它成为了一座孤岛，那里的声音出不来，世界的声音进不去。

我是在听“不明白”的一期播客，嘉宾吴国光最后推荐书时，知道了《在德黑兰阅读洛丽塔》的。当然不仅仅是伊朗女性的共同处境吸引了我，也不仅仅是她们如何在极权统治下用阅读抵抗时代的方式让我想起了齐邦媛的《巨流河》，是因为嘉宾提到了作者和她的学生们还一起阅读了《傲慢与偏见》。这是我最喜欢的一本英文小说，也可能是我第一本阅读完的英文原版书，它的每一版改编电影或者剧集我都看过。是因为这样的因缘际会，我开启了这本书的阅读，没有想到的是，它彻底把我从原本无休止的政治性抑郁中解脱出来。当然并非是它的全部作用，过去这一年发生的事情也居功至伟，它们让我彻底绝望，而这本书是我彻底绝望后登上的一叶扁舟。

这本书的作者，在海外求学之后回到伊朗的德黑兰教授西方文学，在极权统治持续将学校教育渗透到没有任何空间后，她辞去教职。并决定挑选7位此前自己教过的女学生，在她家中的客厅，每周四清晨讨论文学—那些被极权所禁止的文学。这个客厅恰如伍尔夫的“一间自己的房间”，她想用此举在极权统治下开辟自己的空间。尽管客厅共读冒着巨大的危险，极有可能会给她带来牢狱之灾，她时常还和她的学生们开玩笑地问：“你们哪个最后会出卖我？”

我们决定正式更新newsletter时，同样也是希望它能够成为放学以后的客厅，我们在这个客厅一起共读这个时代，并写下我们应对时代的寥寥数笔。我在此处决定说很多真话，而真话正在这个时代注定是危险的。我们把这个客厅开放时，也无从检视来访者，是不是会背叛我们。它只有一个门槛：那就是你可以使用外网。我们连环被炸的账号，就是被一些关注我们账号的人举报炸掉的。时至今日，还仍然有一些蛆虫，在矢志不渝地往微信号后台发来各种辱骂内容。他们是不是有可能也会订阅这个newsletter呢？我无法确定。但是我决定不再让他们影响我了：倘若已经肉身逃离的我，仍然在因为他们的作恶而保持沉默，继续自我阉割，那我的逃离就是一场彻头彻尾的失败。我的母语是汉语，而不是无语。在我肉身安全比我国内的朋友们更有保障的情况下，我有这样的道德责任：自由且坦诚地使用母语，说出真话。

我此刻在荷兰的客厅写这篇文章，20多年前女老师和她都曾被极权政府逮捕坐牢的女同学们一起在德黑兰的客厅阅读文学。她在书里写“不可思议的是，当所有可能性都被剥夺了，再微小的开口也可能成为极大的自由。当我们共处时，我们觉得自己几近绝对的自由”。希望在接下来更多风暴到来时，更多可能性被剥夺时，大家仍能想起我们一起共同创造的这个客厅。

“我们的社会比它的新统治者先进，而妇女不分宗教信仰和意识形态，都走上街头抗议新法。她们尝过权利的滋味，不打算未经奋战就束手就擒。”我看的时候又震撼又困惑，我身后那片土地，无论男女，绝大多数都对权利被蚕食安然接受，甚至拼命捍卫。我们的女性比男性先进，我们的男性比统治者先进（一个问号？），但是几乎都熟练掌握“服从”的技巧（当然我也不例外）。我最近在看乔治·卡林的脱口秀，霸王花也在看，有一天她发给我乔治·卡林在脱口秀中的一段话：“我不谈政治，因为糟糕的leader也是人民选出来的，人民也应该为之负责任”。我说：“那我有些不知道中国人民应不应该为自己当下承受的痛苦负责了，毕竟也没有选举权……”我不能鼓动任何人走上街头去抗议，因为我自己也没去。我和每一位中国人一样，就是被服从教育灌输着长大的。我在今晚，恰好终于找到了一期我可以完全听懂且共情的英文播客，它这一期的主题，刚好叫做“obedience(服从）”。主播是一位英语老师，每期播客都是关于英语学习的，她在教“服从”这个单词时，说了“服从”这一特质（尤其是女性）是如何阻碍我们进行英语学习和表达的。她同时也是一位妈妈，在抚养她的女儿们时，女儿常常不听话，她因此也常常焦头烂额气到不行，但是她说，她心中也有一个部分，在感到开心和安慰，因为她的女儿们，学会了反叛，学会了不服从。我阅读一系列关于反抗的书，关于不服从的书，就是希望，我能从过去20多年持续服从的泥沼中将自己拔出来。

“只要我们继续争取政治自由，却不了解想得到政治自由，必须先有个人自由，不了解你的莎娜姿不需要大老远排到土耳其去给人追求，那么我们就不配得到这些权利。”集权者剥夺的仅是我们的政治自由，但是如果我们无法让自己从“服从”的泥沼中走出，没有那个敢于反抗和捍卫自己的自我，我们永远不配也无法政治自由。我们想改变时代，改变社会，改变世界，首先要改变的是我们自身，剔除我们服从温顺和祈求明君的基因。

“就因为政府纠缠不休，你便打算跟它合作，把生活的掌控权完全交给它吗？这政权已经无孔不入，使我们再也无法把私生活和它分隔开来，它变得无所不能，或许把我们爱情的成败归咎于它也不为过。我想用你最近最爱的贝娄先生的话来提醒你—‘这些人先谋杀你，再逼你思考他们的罪行。’”这段话可能是让我从绝望的谷底中突然惊醒的一段话，我想起我即使身在荷兰也夜不能寐的时刻，看到各种社会新闻突然冲进卫生间想要呕吐的时刻，我逃离了却被它持续地剥夺，我的情绪和精力，通通浪费在对它绝望上了。这是它最深的陷阱，它想让我在它犯下的暴行下隔着遥远的欧亚大陆，仍然活在痛苦的阴影中。这是它最大的胜利，这是我最大的悲哀。倘若肉身逃离的人都没有活出不被他笼罩的可能性，那逃离的意义究竟是什么呢？那留给想要逃离还未成功的人的希望是什么呢？是这些问题把我从海难中打捞了起来。

“你总是告诉我们她忽略政治，不是因为她不懂政治。而是因为她不愿让她的想象创作被周遭的社会所吞噬。在已经几乎全世界都栽在拿破仑手中的时代，她创造了自己的独立世界。而这世界在两世纪后的伊朗伊斯兰共和国被你奉为民主的圭臬，拿去教学生，还记得你自己说出的话吗？你不是说反抗独裁的第一课，就是做自己的事，并且满足自己的良心？你常提到民主空间，以及个人所需要的创作空间。既然如此，就去创造这些空间啊！女人！别再发牢骚，别再把全副精神放在伊斯兰政权做了什么或者说了什么，开始把你的注意力放在你的奥斯汀上面吧！”

“忽略政治”的批评，活在女性没有继承权时代的简奥斯汀经历过，活在人人对政治狂热她却在阅读写作的齐邦媛经历过，张爱玲更是经历过。而如今时过境迁，我却突然发现，恰恰是这些女性创作者，对政治做出了最彻底决绝的反抗，是她们没有让邪恶的政治全盘胜利，侵蚀所有的精神世界。张爱玲用《色戒》，对政治和彼时那个号称正义的政治团体作出了最大的羞辱。她们反抗的武器，就是以个体生命为单位，去创作，去创造。她们不仅用创作拯救了自身，让自己不至于在绝望中麻木或者死去。她们也用创作拯救了时至今日的我。我并不同意，女性对政权的批评是发牢骚，因为那批评，也需要极大的勇气。但是我同意，认清现实，放弃幻想后，把注意力放在你所能为自己开拓的空间上。

反抗独裁，倘若做不到上街抗议，那就专心地创造空间。阅读，写作，做播客，画画，写代码，用每一个可以用的手段，去创造客厅，去发起联结，去成为简奥斯汀，成为一个独裁统治者也无法撼动的创作者。